小冰冰传奇,吴真:与周作人“撞脸”的钱稻孙,蜂胶的作用与功效

“文汇学人”此前刊登《一张屡被误作钱稻孙像的相片》,澄清了网络上一张被误用已久的相片。文末云:“说回钱稻孙的相片,钱家后人所保存的也已不多,乃至找不出其年轻时的相片,聊将一张他晚年的相片弥补版面吧。(相片为钱家所存)”

因为钱稻孙(1887-1966)在抗战时期“落水”,担任伪“东亚文明协议会”的评议员、伪北京大校园长,而且接连三届掌管“大东亚文学者会议”,为日本侵略者粉饰太平。抗战成功之后,钱稻孙被视作“奸细文人”,遭到清算,这大概是形成钱氏相片难觅踪影的主要原因。

可是钱家后人保存不多,并不意味着钱氏的相片就被“处理”掉了。笔者上一年刚好因为写作某论文触及钱稻孙,从前尝试着从两个偏僻的途径搜检材料,公然觅得钱氏40岁至58岁的6帧相片,趁此机会作为“热心读者来信”奉上。

第一种取得相片的途径是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结业同学录。钱稻孙从1920年开端执教于北京大学,1927年9月起,兼任清华大学外语系讲师。那个年代能就读于这两所大学的学生,肯定是“天之骄子”,两家大学的结业同学录也制造得较为盛大,一般都是铜版纸印刷的图册,在校歌、校训之后,附有数十页的“师长相片”,每学系的教员均附有个人写真一张。

1930年印制的《民国十九年国立北京大学结业同学录》师长相片之中,第36页载有一帧钱稻孙写真。时年43岁的钱氏担任北大东方文学系讲师,其时的东方文学系主任是周作人,在第10页也有写真。同年的《国立清华大学一览》,外国语文系教职员一栏,记有“讲师钱稻孙”。

1932年的《国立北京大学民国二十一年结业同学录》,“外国文学系日文组主任周作人”有一张相片。同在日文组任教的徐祖正、钱稻孙,名列教员姓名录,可是没有相片。

1936年《国立清华大学年刊》与1937年《清华年刊》,“外国语文系教授”钱稻孙,用的是同一张相片。

淡色长衫、板寸头、日式胡子、同款眼镜,乍一看,钱稻孙与周作人还真是有点“撞脸”。钱稻孙是浙江吴兴人,比绍兴文人周作人年幼两岁,二人的身段、容颜、留日布景、任教大学、专业旨趣皆有许多类似处。这段时期的二人相片的撞脸指数很高,幸好有眼镜边框作为辨识标志。

1939年1月,伪北平临时政府建立伪“国立北京大学”,同年4月,聘周作人为文学院院长兼任图书馆馆长,文学院教授钱稻孙则任校园秘书长、兼日本文学系主任。1941年末,钱稻孙被聘为伪北京大学的校长,1944年9月,大学安排纲要批改,钱稻孙辞去校长一职,周作人亦辞去文学院院长一职,同年10月,钱稻孙被改聘为文学院院长。

1945年结业班的班长张琦翔在《三十四年文学院结业班简介》说到:“最近一年来,校园有些变化,帮忙周先生复校的国文系主任教授沈启无先生于去夏离校,周公于去秋又辞去职务,钱稻孙先生代任院长。钱先生为人严谨,校园习尚,好像严厉起来。”从1943年《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民国三十二年结业同学录》与1945年《北京大学34年结业同学录》所载钱、周二人相片所见,这段时期,二人的容颜因应了各自的人生遭受,逐渐有了区别。年过半百的钱稻孙,发须皓白,深深的法则纹显出肃杀之气。而周作人的脸庞更为丰腴一些,神态略为平缓。

1944年,在南京举办的第三届“大东亚文学者会议”上,钱稻孙被推举为“议长”,大会特辑介绍道:“钱氏正襟危坐,有国学老夫子之风。”(中心电讯社出版所,《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会议特辑》,1944年)

1942年3月,拍照杂志《北支》画刊刊载了6张“北京大学”特辑相片,主打第一张相片上,作为校园文明标志的钱稻孙,神态痛快,与他素日正襟危坐的风格颇有收支。1940年秋天,坐落东城景山街松公府夹道的文学院新校舍完工,“北京大学”文学院搬迁至新址。《北支》这张相片,取景于钱稻孙与师生们一同步出新大楼的时刻,故意营造出“新学府师生新貌”的视觉气氛。

1942年3月,拍照杂志《北支》画刊

钱氏左面开口欢笑的长衫青年眼镜男人,便是名列周作人四大弟子之一的沈启无。据1940年《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一览》,当年文学院有正教授4人,钱稻孙(53岁)、吴祥麒(46岁),沈启无(38岁),温公颐(36岁),副教授7人,讲师17人。燕京大学本科身世的沈启无,既无留洋阅历,亦无重要的学术著作,方年38岁已升任正教授。之前一年(1939)的元旦,周作人遇刺之时,刚好上门访师的沈启无在旁边也挡了一枪,因而更受周作人器重,进入伪北京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。《北支》这张相片拍照之时,正是沈启无的人生最是春风得意之时。进入1943年,周、沈师徒之间怨气渐生,1944年3月,周作人在《中华日报》上宣布《破门声明》,将沈启无逐出师门,一起令沈氏被北京大学开除。

伪北京大学设有文理农工医五大学院,《北支》的特辑只拍照了医学院和文学院。医学院的先进仪器,代表着“西方科学”;文学院穿戴长衫的钱稻孙,则标志着“传统文明”。钱氏在此期特辑共有两张相片,一是他与沈启无等师生的团体合影,二是他在书房凝思握笔写作的单人照。这张单人照旁有一行日语阐明:“与周作人并排代表北方文学的钱稻村,因翻译《万叶集》而闻名”。这行文字把钱稻孙的姓名都写错了,可是意思是理解的——钱氏是作为交流中日文学的学者而被供认的。

《北支》画刊依托于华北交通公司(日语称为“华北交通株式会社”),这是1939年4月由日本陆军总司令部建立的一家军方公司,在华北从事交通的建造与办理。1939年至1945年,华北交通公司的特派员在我国拍照了近四万张相片,其间通过审阅的一部分相片刊登于《北支》画刊上,大部分相片封存于公司库房。日本战胜之后,华北交通公司所拍35,000多张宣传报道用的库存相片入藏京都大学,2019年2月,京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新揭露了这一批“华北交通写真档案”。笔者在档案中找到与钱稻孙相关的两张相片。编号为35072的《秘书长钱稻孙》,即《北支》1942年3月号所用相片,拍照时刻写为昭和15年(1940)12月,拍照地址为北京大学本部。编号为35070的《日本文学系主任钱稻孙》,拍照时刻与地址相同,相片上的钱稻孙手持讲义正在授课。

这张反映“教育现场”的相片最终未被《北支》选用,反而是钱稻孙在运笔书写的单人照被杰出扩大,由此能够窥见《北支》作为服务于日本侵华意图之出版物的修改战略。别的“华北交通写真档案”中还有四张与钱稻孙相片一起拍照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相片,其间三幅为《北支》的特辑所选用,可是钱稻孙与沈启无等师生一同步出文学院新楼的那张主打相片,却不见于档案中。

长期以来,钱稻孙的相片在网络上被“破绽百出”,背面有必定的年代原因。民国时期的人物相片,的确不易搜求,可是若能找对途径,聚集于民国大学的教育手册、同学录,还有日伪时期的出版物以及网络上揭露的档案材料,笔者信任,越来越多的钱稻孙相片,会从前史的角落里被翻寻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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